作者:胡庆生

1991年，广西贺州的沙田龙中山崖墓葬发现了以青铜神兽尊为代表的一批春秋时期的文物，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此后，贺州市博物馆结合文物普查资料，对沙田河流域的文物出动向进行了一长期的跟踪。自治区文物队也于2001年在沙田田厂一带进行考古钻探，发现龙中山崖葬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沿沙田河流域及其附近地方，北到狮中村，南到芳林土城喾，东西宽3-4公里，南北长约15公里地带，广泛地分布着包括城址、墓葬、窑址在内的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存。

一、从史料记载看，贺州在春秋时期属苍梧越之地。

苍梧一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成周之会，仓台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按《说文》“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这里记录了古苍梧人一个特征:古苍梧部族向周王交纳的贡物是翡翠。《后汉书·贾琼传》:“旧交址多珍产、明巩、翠羽、犀象、毒瑁、异香、苏木之属莫不自出。”说明苍梧是一个在南方、物候气象近于交趾，盛产翠羽的地方。今天的贺州仍然盛产红腹锦鸡，锦鸡之羽符合翡翠的特点，如需要更具体地确定苍梧的地理位置，可以从《史记·五帝本记》，中找到证据。书中称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归葬九疑，是为零陵。”由于是从南边的苍梧归葬零陵部族范围内的九窥山，就直接地说明苍梧在零陵的南边,并相互接界。《淮南子·人间训》有关舜帝道死苍梧的记载，则进一步明确苍梧与零陵的界山是九疑。因此，对这段舜帝死苍梧而葬零陵的记载，不能简单地理解舜帝是死于今天的梧州市苍梧县界，而应该是古苍梧越的势力边界，由于苍梧越与零陵部属界邻，而零陵又属舜帝部落联盟一方，他葬一于零陵九嶷被称为“归葬”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的贺州市，包括富川、钟山、八步区等均在九疑之南。并互为界邻。舜帝死亡之地应在苍梧北界的富川一带，也即西汉苍梧郡的冯乘县北界。

《荀一子·儒效篇》、《逸周书·王会解》等载，周初分封诸侯，立七十一国，岭表地区有雕题、黑齿、自深、仓吾、禽人等国。《史记·南越王别传》“苍梧越中王，自命为秦上”。又云:“南越相吕嘉与苍梧秦王相连。”至吕嘉反汉又“遣人告苍梧秦王及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说明苍梧在周初己成为一个诸侯国，至秦末汉初自命为秦王。它紧邻南越国，而南越国为了使苍梧国成为自己的藩篱，极力结好苍梧王。从现在的地理位置看，贺州紧邻南越是不争的事实。

《汉书·南粤王传》称元鼎五年秋，“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归义侯与下濑将军的两支部队一支沿着漓水进攻南越。另一支部队要进攻南越，则须先突破苍梧国。从西汉向南挺进都是沿江而进的规律看，从零陵出发一要到达南越，除漓江之外，只得沿贺江而行。这也说明贯穿贺州的主要水路贺江一带正是苍梧人盘踞之地。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自舜帝与帝俊两大部落联盟发生战争以来，作为帝俊方的一支重要力量古苍梧部族，自商周而至秦汉，其活动的中心区域都在今天的贺州及其附近范围。而最直接有力的证据是，汉武帝平南越后，设立了苍梧郡，下辖广信、封阳、临贺、富川、谢沐、端溪、高要、猛陵、荔蒲等十个县，其中的封阳、临贺、富川等只县完全在今天的贺州境内，谢沐、冯乘、猛陵、广信的一部份在贺州境内，端溪与贺州接界，要高、荔蒲也在贺州的附近。这里，以贺州为中心的古苍梧地界的轮廓是十分清楚的。

二、沙田河青铜文化区所表现的苍梧部族的几个特征:

沙田河是贺江上游临江的一条支流，位于贺州市八步区沙田镇，顺江而下35公里是苍梧郡的临贺县，80公里处是封阳县，溯江而上70公里处是汉苍梧郡的富川县，又70公里是谢沐。沿着临贺江上可勾通深之源(潇水源头)，下可经古广信县汇入西江、贺江支干流沿线，其实就是古苍梧人的内生栖聚居之地。

迄今为止，在沙田河青铜文化区已先后出土春秋时期文物六个批次，它们是田厂高屋背墓群、芳林小学慕群、马东小学墓群、道东石人岭墓群、龙中崖墓葬和2001年田厂墓群的钻探及M1、M2发掘材料这些出土文物分为青铜器、陶瓷器和贝币。其中青铜器中有铜鼓、箕形器、鼎、甬钟、壶、罍、钗形器、蒺藜、有锻簇、斧、短剑、钺、俑足、车马器、环形器等。陶瓷器有瓮、釜、四耳罐、青釉雷等，贝币有大孔、小孔和无孔等三种形式。

陶器上的纹饰有米字纹、席纹、锥刺纹、夔纹等，一般陶器上还带有符号“≈≈”“”等。

墓葬形制其一是土坑竖穴式。或带腰坑，腰坑内置陶瓮。或不带腰坑。其一是崖洞葬。

兄据道东村石人岭村民回忆，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为马东小学建校平地基时，发现大量石人岭春秋墓中出土的陶瓷器相同的器物。而且是成堆堆放，每一堆都是堆成三角形，一堆约有20至30件，旁边有炭灰和烧红的黄泥，从他们提供的这些情况分析，这应是一处烧制陶器的手工作坊，而且是堆烧工艺。

在芳林渡东北约1200米处，有处叫土城喾的城址，城址为圆形，周长约800米，外有护城河一道，城址西部有一条小道穿过护城河向城外延伸。城址规模近似西汉临贺县的旧县肚城址，护城渠较旧县肚城址的要窄。城墙使用夯土，从具规摸、建筑工艺和贺州的历史沿革看，这应是西汉以前的城址。

大片的墓葬、城址、窑址，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些都是组成一个文化区域的重要因索。特别重要的是以钗形器、有锻铜簇为该文化区的特征器物在这举反复出现，独特的箕形器也零星出现，而几何印纹硬陶、铜短剑、斜支足触等越式文化特征器物在这里也有分布。这一情况表明，沙田河青铜文化区至迟在春秋时期仍是百越文化中的一个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支系。对照春秋时期的苍梧部族分布范围，这个有着自己特色的文化支系，就应该是古苍梧部族的文化支系。

通过对出土器物的器物组合及不同器物所包含的特有文化信息分析，还可以印证史书所载的古苍梧部族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这样一个事实。

1、它拥用城址、出土了蒺藜，说明这里采取了以城址为据点的防御性作战，拥有了王权。

2、这里出土了铜鼓，铜鼓在岭表地区具备招集峒兵，发布命令的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权力的象征。

3、这里出现尊、罍 、壶、鼎、钟等祭祀用的礼器，其时掌管礼器，主持祭祀大礼的人也正是政权的掌握者，故此沙田河文化区苍梧人的这种以王权为最高权力的政治模式也正好印证了史书所载周初苍梧被分封为诸侯国的事实。

沙田河文化区出土的铜鼓是石寨山型鼓，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型制的鼓进入广西地区是滇文化东传的结果。这里出土的贝币来自海滨，铜盉、青釉擂钵属吴越文化的特征器物。斜支足鼎、几何印纹硬陶、短剑是南越文化的特征器物。而甬钟、虺纹铜瓿、窃曲纹、云雷纹铜尊、铜罍含有强烈的楚文化、中原文化特征。这众多的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政治实体的器物汇聚在苍梧人的政治中心，这一现象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器物的来源无非是三条途径:商业交换、政治实体间的相互贡纳、赏赐和战争。但无论是那种方式，能够同时和周边各强大的政治实力相互交往并发生关系，这说明苍梧部族本身就是个强大的实体

神兽尊的造型也很能说明问题，《山海经·南山经》:“招摇之II山多桂，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山海经·海内南经》“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豖而人面,在舜葬西”这里是指分布在舜葬西边的狌狌国以猪为图腾。沙田龙中山出土的神兽尊，豖足、前足膝部向后反曲，伏行之状活灵活现。《洲南子·原道》“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披发纹身，以象鳞虫”这是对以鳞虫(龙)为图腾的部族的描叙。神兽尊的背部铸一条蟠蛇，但蛇头出角，满身披鳞。此外苍梧国的周围还分布有黑齿国、禽人国等。黑齿国以黑齿成为自己部族的标志，禽人国则是以鸟为图腾。神兽尊唇启齿露，特别突出牙齿，从审美的角度看这对神兽尊的整体结构美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铸造技术上，特地浇铸这些刻划如微的牙齿，也增加了技术难度。但神兽尊的铸造者们都这样神情专注地去刻划牙齿，只能说明他们是在一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进行工作的，即将黑齿部族的牙齿予以艺术化表达。神兽尊的尾部还有一只禽人国图腾禽鸟。在神兽尊的身上同时出现苍梧部族周边小国的图腾，这说明苍梧与这些小国结成了联盟，并且是这个联盟体的盟主。

沙田河青铜文化区是古苍梧人在春秋时期的政治重心所在。那么，此前和此后的苍梧人政治中心又在哪里?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从考古学角度看，目前并没有发现能确认为古苍梧人春秋之前的典型遗存。但从舜帝与苍梧部族在深水之源发生战争，井死于九嶷之南的事实看,与深水之源处于同一分水岭的贺江支流临江的源头，也就是秦始皇开辟岭南新道，设谢沐关一带是苍梧人的重兵设防之地。其所据守的政治据点应在临江流域沿岸向西南方向的腹地处。春秋之后，苍梧部族的政治重心从沙田河一带沿贺江向南迁移到了古封阳即今天的贺州铺门河东村一带。因为这里属西汉早期的金钟大墓中出土了“左夫人”印章。与广州南越王墓相比，这种印章必须是王侯一级的妻妾所佩之印。而按史记关于苍梧王赵光自称秦王和联结南越王共同叛汉的事实，铺门河东古墓群的西汉墓地就是苍梧王赵氏的家族墓地。而苍梧城之所以要向南迁移，完个是因为公元前391年楚悼王“南平百越”占领了苍梧国。部份苍梧遗民只好向远离楚境的南越腹地更深处转移。

《西江文化研究》上发表